为了解决官员的怠政、懈政问题，清楚政府中总有一批官员混吃等死的现象，推行类似明代的考成法，要求各部门官职人员，每年底做来年施政计划，计划必须符合现实，但又必须实质性提高，来年以该计划考核每个人的任务完成度，这显然是类似项目负责制的原则。

但这种项目制，对那些容易量化的部门和工作，衡量起来容易，比如教育部就可以用学生入学率来衡量工作效果，但对那些辅助和配合性的职务来说，就很难衡量了。战争中，厨子立功的几率小，但是厨子的工作也很重要。

对于那些很难出政绩的工作，则要求这些人员则以容错率来衡量。比如会计，账面上有多少钱，他才能统计多收钱，凭空变不出来钱，也就没有政绩。但他犯错的代价很大，所以这类工作，只要不犯错就可以算合格。但会计不出错，这本是工作的基本要求，长久以后，这样的部门容易变得论资排辈，让能力超强的人无法得到破格提拔。

所以又在这种部门执行一些特别规定，比如三年中未犯错的合格人员，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，调到更容易出成绩，竞争性更强的岗位上。

采取了这些措施后，还担心有些有能力的人过于求稳，不敢锐意进取，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性原则，对每一个政府职员，如果三年内都没有得到升迁，要进行重新考核，如果不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，比如其他人都很优秀，实在是没有空缺的话，那么对于这个人要降级，也就是说三年得不到升迁，就必修降级，连续两次降级的人，则予以清退。

这样通过制度，逼迫每一个人不但要兢兢业业做事，简直是要让每个人都要拼命进步，否则就要落后，中国的官场，别说开除了，就是降级都很难接受，是有只能上不能下的潜规则的，一个人一旦降级，那是巨大的打击，基本上可以说前途无望了。

政府革新的这些措施，是对这些年来弊政的总结，对中国的人情社会文化，十分有针对性。但又严格遵循数字化和精细化管理的原则，在这方面，赫德等洋人顾问认为，大明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规定都要详细和严格。

但谁叫大明是一个人情关系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要复杂的国家呢，所以就要比更重视个人的西方政府，采取更严格的监督措施才行。

行政改革才刚刚开始，要完成改革至少要两三年时间，要收到效果恐怕得等更长时间，但另一项改革收效却很快，那就是司法改革。

大明的改革始终以稳定为基础，在司法制度上的体现就是，大大保留了就有的法律制度，法律内容上几乎沿用明清法律，只是在当时将一些不符合时代的刑罚手段取消了而已，比如最严重的无非是死刑，绝对没有比死刑还严重的什么千刀万剐、五马分尸之类的酷刑，也废除了株连制度，采用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，如果亲朋好友有帮助作案的，则追究从犯的责任即可。

在法律程序上，则引入了英国普通法的程序，以任何人不经过审判不得定罪为原则，其实就是承认任何人都有受司法保护的权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