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若不具有后世的思维，而是身为宋人，难道对金人不是恨之入骨？金兵南下，掳取徽钦二帝北归，包括皇室在内的朝廷上下被洗劫一空，收复失地以报世仇的呼声，可是从来没有停止过，难道还要继续屈辱地供给岁币？

所以，乔行简等人的看法虽然正确，但却过于冷静，在感情上，是很难让人接受的。

尽管如此，南宋朝廷也只是在“灭金”的呼声上最为响亮，对“联蒙”却极为冷淡。就连主张灭金以报世仇的真德秀，也认为“今之女真，即昔之亡辽，而今之鞑靼，即向之女真”，认为联蒙灭金可能重蹈当年联金灭辽的覆辙。

朝堂上的争论算是有了个结果，就是停纳岁币、停派使臣。

而在宋金关系变化的关键时期，不仅是朝廷决定着相关政策，地方大员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

比如，李珏与崔与之这二位坐镇淮东防务的重要人物，都深知宋金关系薄弱，和约难以持久，而且都深感边防薄弱，一边大力筑城固边，一边上书朝廷，要求招徕北人，以期北伐恢复中原。

不过，崔与之强调守御，对招纳北人的态度，较为保留，审慎；李钰则积极主战，图谋恢复，有意招纳北人，甚至利用这些人侦察敌情、袭扰金兵，并鼓励他们从事恢复故土的事业。

就在宋金爆发战争前，淮东便不断发生侵扰金境涟水、东海，以及围攻泗州等情事，应与李钰的策划有关。

史弥远担心惹怒金人，并不愿光明正大的招纳南投的北人。但也觉得北人勇悍，或可成为牵制金人的力量，便密令制置使李珏与知楚州应纯之等官员接待他们，并拔付了一定的钱粮。

既然是密令，也就是默许，当然不会广为人知。知楚州应纯之便以回收铜钱为名，悄然废去对渡淮河的禁令，来淮南的人不加阻止，倒是给予适当安置，并开始招募北人组建“忠义民兵”。

对南渡逃难的北人来说，这无疑是个好事情。对孟九成来说，淮河解除封锁，无疑会对他散布消息有很大的帮助。

而经过十数天休息、整编的红巾军，再次行动，由县城出发，五千余大军东征日照。

通过萧英的指点，又与王忠峰、韩守仲等人重新商议，孟九成改变了作战布署。

大军顺利占领坪上镇后，分兵三路，韩守仲作为南路，取团林、马站、石桥等镇，以为南方屏障；王忠峰为北路，取巨峰、涛雒等镇，防御北方。

孟九成则率中路军连下碑廓、虎山等镇，进抵岚山。

此次东征，红巾军终于露出了些许锋芒，不管是地主、土豪的自保武装，还是打着红袄军旗号的草莽贼寇，不投降便消灭，投降则收其军、打散编入部队。

盘踞在日照县的各家武装多不过千人，少的只有一两百，在红巾军猛狮搏兔般的强力打击下，或败或降，被尽数扫平。

接着，红巾军主力向北移动，在涛雒镇集结，准备攻打日照县城；另一部则在南以虎山镇的龙王河为防线，筑垒建堡，警戒海州（现连云港地区）之敌。而政务人员和民团教练随后抵达，分赴各村镇，实施新政，稳固地方。